大明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金陵。

天雷滚滚，金陵上空遍布阴霾，似有一场大雨将至，但就是怎也落不下来，只把偌大的金陵城笼罩其中，显得十分阴沉。位于金陵城东部的紫禁城里，NBA直播热火却不见平日川流不息的进出人群，一片空空荡荡，竟像座死城。紫禁城外廷的中轴线上，依次座落着奉天、华盖、谨身三座大殿。此时，只有在奉天殿这座巍峨庄严的宫城主殿周围，还站着一些内官侍卫，稍有几分人气。但他们闪烁的眼神和惊惶的表情中，却又明显透露出阵阵不安的气息。

奉天殿内，建文头发散乱，一双眸子木然无神地望着殿外，NBA直播视频直播明黄色的盘领窄袖龙袍上面溅落着几滴殷红的血迹；脚前的青砖上，横陈着一具男子的尸体。从尸体腹间汨汨流出的鲜血可知，此人应方死未久。

忽然，天空响起一声惊雷，建文闻声一震，顿从呆若木鸡中恢复过来。再打量了地上死尸一眼，建文忽然发疯似地提起右脚，对着尸体便是一顿猛踹。

"奸贼害朕！奸贼害朕！"建文一边哭骂，一边死力踹着地上尸体，脸上两行热泪潸然而下，黑色的靴子也被鲜血浸染，现出一片暗红。

"陛下！"殿内一个身穿蓝色文官袍的青年官员跪行上前，一把抱住建文的左腿，激动地哽咽道："此贼构陷陛下，业已伏诛。然李景隆已开金川门，北兵不多时就要直犯宫阙了！事已至此，陛下切不能只顾泄一时之愤，还需速作决断啊！"

建文浑身一抖，手中利剑恍然落地。过了半晌，他方惨然一笑道："不想朕竟会落到此等地步……"

见建文只是自怨自艾，青年官员心急如焚。思忖片刻，他一咬牙，径直爬起，转身走到跪在殿门处的一名内官身边一阵细语。内官点点头，随即做个手势，带着几名下属飞驰而去。交待完毕，青年官员转过身来，强忍着心中悲痛对建文沉重地说道："陛下，臣已交待王钺，新浪NBA直播将紫禁城各门紧锁。燕贼亦是先帝之子，想来不会行焚宫室之恶举。如此看来，北兵要进宫城还需一段时间。事急矣，是玉石俱焚，还是忍辱负重，需请陛下即刻定议。否则燕贼一旦进宫，陛下将难逃其辱！"

建文听罢，泪水又从眼眶中滚滚涌出。忽然，他飞一般直冲到殿门口，面朝西北呆若木鸡般站了片刻，顿仰天一啸，凄厉悲愤地咆哮道:"李景隆……"

一个时辰后，奉天殿燃起了熊熊烈火……

 综合明成祖生母的七种说法，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点：

第一，明成祖朱棣非马皇后所生，这几乎没有多大的争议。因为有关朱棣为嫡出之说的主要来源就是朱棣钦定的官书一面之辞，且其本身说法也各异，不足为信。

第二，明成祖朱棣为达定妃所出，其说所持的证据不足，且被《南京太常寺志》、《明史》等所否定。据谈迁的《枣林杂俎》所记：“孝陵享殿，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懿文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俱东列。碽妃生成祖文皇帝，独西列。见《南京太常寺志》。孝陵阉人俱云，孝慈高皇后无子，具如志中。”(义集《彤管篇》孝慈高皇后无子条)

第三，朱棣由碽妃所生，此说不仅有文献史料《南京太常寺志》，而且还被明末清初等学者文人所目击证实了；不仅明孝陵享殿、明皇宫奉先殿里都有单列“独尊”碽妃神主之实物为证，而且在南京大报恩寺主殿里供奉的神主也为碽妃，只是不关宗伯之庙祀而已，故而外界世人并不详知，这也不足为怪！(转引黄云眉：《明史考证》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1版，P62)

再结合永乐帝朱棣的种种怪异言行来看，其偷偷独尊的女神主正是他的生母碽妃！

朱棣生母碽妃是什么人？

现在的问题是，碽妃到底是什么人？是元顺帝的蒙古妃子洪吉喇氏、翁氏，还是朱元璋或元顺帝的高丽妃？单凭简单的否定或肯定恐怕都是不合适、不科学的。

我们不妨再仔细看看上述第4～第7种说法，就会发现其具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第一，朱棣生母碽妃是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或翁氏？

第二，朱棣生母碽妃是高丽美女？

第三，朱棣是元顺帝的遗腹子？

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有人认为简直是胡说八道。“至于碽妃之非元主妃及洪吉喇氏传说之无稽，(民国时的)傅斯年先生朱希祖先生俱已作文力辟之。”(吴晗：《明成祖生母考》，原载《清华学报》第10卷，第3期，1935年7月，民国二十四年三月九日)

但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在1965年2月出版的《朱元璋传》一书中又相当委婉地写道：“(朱元璋的)诸妃中蒙古妃和高丽妃都生有子女，传说明成祖生母即蒙古妃所生。(朱)元璋子孙中有蒙古、高丽血统，是毫无问题的。”(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2月第1版，P280)

从表面来看，问题似乎是解决了，碽妃既非元顺帝的妃子，其所生之子当然也就不是元顺帝的了。但实际上关键问题还是存在着——明成祖朱棣的生母碽妃到底是何许人也？

朱棣及其子孙的画像与明皇宫里那个神秘的蒙古女人

笔者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查阅了许多明史资料，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正可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来也巧，有一次，电视台叫笔者去作历史文化系列讲座，因为他们需要图片，笔者在准备时，无意间将朱元璋的画像与朱棣的画像放在了一起，NBA直播热火意外地发现这对“父子”长得一点也不像，这还不算什么大惊奇，最让人纳闷的是这对父子的胡子迥然不同，朱元璋是地道的汉人胡子，而朱棣是典型的蒙古人络腮大胡子。(请看下页图)

后来笔者在阅读明代史料时，邂逅了这样的事情，明代中期文人张瀚在他的《松窗梦语》中留下这样怪异的记述：“余为南司空，入武英殿，得瞻仰二祖御容。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相大不类。相传太祖图像时杀数人，后一人得免。意者民间所传，即后一人所写，未可知也。成祖之容，大类太祖，但两颐间多髯二缕，长垂至腹。内侍相传，上每进膳，用金钩挂髯于耳。又闻袁柳庄云：‘紫髯过脐，即登九五。’太宗每自拂其须，后果至腹，始即位。”([明]张瀚：《松窗梦语·方术纪》卷6)

正史《明史》也有相似的记载：“王乃起去，召(袁)珙宫中，谛视曰：‘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明史·方伎·袁珙传》卷299)

从张瀚所记来看，“上(即朱棣)每进膳，用金钩挂髯于耳”，这哪是汉人的长相，分明是蒙古人的大胡子！再看朱棣以后的明代皇帝画像，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一直到明宪宗，明朝中期的这些皇帝都拥有北方蒙古人的大胡子之特征。从人类遗传学角度来讲，如果朱棣真是朱元璋与汉族女子或高丽美女(朝鲜人与汉人长相极为相似)共同耕耘出来的种子的话，那怎么会出现这样怪异“大胡子”现象？

由此再次审视上面三个问题，我们至少得出这样的结论：朱棣生母碽妃不是汉人，也不是高丽美女，而是蒙古女子。至于是不是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或翁氏？我们不妨再作研究。

金陵大报恩寺塔底下曾有记载朱棣生母秘密的“御碣”

最近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其中有一本由民国时期学者张惠衣编撰的《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中有一段史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清末民初有个叫王謇的文人在《瓠庐杂缀》中这样记载说：冯桂芬(近代有名的思想家，笔者注)“曾告以克金陵时，官军得明成祖御碣于报恩塔座下，其文略谓成祖生母为翁吉剌氏，翁故为元顺帝宫人，生成祖，距入明宫仅六阅月许耳。明制，宫人入宫，七阅月内生子者，须受极刑。马后仁慈，遂诏翁以成祖为马后所生，实则成祖生日，距懿文太子之生，仅十阅月稍强也，翁自是遂挹郁而殁。”(王謇《瓠庐杂缀》，转引自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杂缀》，南京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P120)

这里边有关明成祖朱棣的身世、碽妃的来历与最终归宿及大报恩寺所要报谁的恩都说得明明白白了。但问题是这段史料来源可靠吗？为此笔者请教了潘群教授，我们围绕下列这几个焦点问题展开讨论：

○ NO.1:大报恩寺塔底下到底有没有那块“明成祖御碣”？

据清光绪《江宁府志》记载：“咸丰三年(1853)正月二十四日，发匪(指太平军)踞塔(大报恩塔)，俯瞰城中施炮，炮蛋有落中正街者。”(光绪《江宁府志》卷10)“(咸丰)三年三月，湘军克通济门外垒，复克七桥瓮，断钟山报恩寺往来路。”(光绪《江宁府志》卷13)咸丰四年(1854)“发匪见其塔顶为黄金所铸，用火药轰之，复挖空塔座下基地，数日塔倒，寺遭焚毁。当时童谣曰：‘宝塔折，自相杀。’”(吴祥翰《金陵胜迹志》，《中国美术》上卷)

从上述所引的史料来看，1854年太平军挖空报恩寺塔座下基地时掘出“明成祖御碣”完全有可能，而1864年湘军攻入天京从太平军的遗弃物中得此“御碣”合情又合理，所以说近代著名思想家冯桂芬见到“御碣”并不为怪。

○ NO.2:“明成祖御碣”目击者冯桂芬所言不会是齐东野语？

冯桂芬，苏州吴县人，道光二十年一甲二名进士。曾为曾国藩、李鸿章之幕僚，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等。(《清史稿·冯桂芬传》卷486)由此可知冯的确到过南京，NBA直播视频直播而且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南京，因而他的讲述并非是心血来潮随意胡诌，更有冯桂芬是个治学严谨的学问家、思想家，其所关注的总不会是齐东野语吧？！

○ NO.3:上述史料的“转述者”王謇、张惠衣等又是何许人也？

据潘群先生的考证，《瓠庐杂缀》作者王謇毕业于东吴大学，曾为章太炎学生。章氏及其弟子向来重视学问探究，这是学界公认的。而上述史料的另一个转述者与传播者张惠衣也是一个学术严谨的学者，如果“明成祖御碣”之事系空穴来风或齐东野语的话，想必其断然不会在1937年3、4月间出版的《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中收入王謇的《瓠庐杂缀》，且为当时的文化名人吴世昌所推崇！(潘群：《明成祖为何遣郑和祭乳母》，《郑和研究》2009年第2期，P13)

○ NO.4:既然“明成祖御碣”大体内容记载在民国时期出版的《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内，那同时代的史学家吴晗与傅斯年等先生为什么没有对其重视或在论文中加以引证呢？

据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吴世昌序》所言，收录王謇所记的“明成祖御碣”大体内容的《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最早是在1937年2月后才出版的。而历史学家吴晗与傅斯年所作明成祖生母之谜考证的论文均在1935年以前，因此说王謇《瓠庐杂缀》之内容“为傅氏所未见者”。(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吴世昌序》，南京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P1)吴世昌作序是在1937年2月17日，这时的中国首都已经处于沦陷之前夜。随后，日寇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最为骇人听闻的是日本法西斯在当时中国首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国首都沦陷了，人们哪来闲情逸致对500多年前的皇帝身世之谜进行考证？

朱棣生母碽妃就是明皇宫里那个神秘的蒙古美女

考证到此，可以这么说，王謇所记的“明成祖御碣”大体内容是为人所少知的但又非常重要的史实。至此我们不仅有实物依据为凭，即明成祖及其子孙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等“大胡子”皇帝的画像(目前绘画史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元代以后尤其明清时期中国帝王肖像画的写实性大为增加)，新浪NBA直播而且还有“考古”与文字资料为证，即上述王謇的《瓠庐杂缀》中所记载的“明成祖御碣”大体内容，更有存在了几百年的“野史”与笔记资料，因此说历史的真相应该是，明成祖朱棣的生母就是碽妃，碽妃就是明皇宫里那个神秘的蒙古女人！

 明朝皇帝的胎记

就一般情况而言，哪个地方出了个人物，比如高官或名人，这地方的人大抵都会感到自豪；要是一不小心出了个皇帝，那就更是无比的荣耀。安徽凤阳出了个朱元璋，这位凤阳老乡和他的子孙后代统治中国长达两百七十六年之久，可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凤阳老乡不但没有一星半点的自豪感，反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怨与愤懑。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以前，听唱花鼓的安徽人唱起这支辛酸的歌谣时，就已有以上的不解之处。直到后来，当我走进尘封的明史，走近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时，才发现这并非没有原因的空穴来风。翻读厚达数百卷的《明史》，就像鲁迅 读史读出的是吃人二字一样，我读出的则是：残忍。

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按张敞的说法是：“在参加红巾军以前，如果有谁说太平乡的朱元璋能大富大贵，一定会被人们包括朱元璋自己当做一个天大的笑话。”但时势造英雄，这个凤阳县的青年农民大概敏锐地洞察到了天下即将大乱，很快就要改朝换代的迹象，于是他以农民的狡黠和投机加入了风起云涌的起义队伍。在革命队伍里，朱元璋很快显示出他潜在的能力，并依凭其才能，一步步从下级军官当到高级军官，直到被拥立为威震一方的吴王，再剪灭群雄，定都南京，成为三百年王朝的开创者。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每个新王朝的建立，总是以推翻一个旧王朝为前提的，而推翻的过程中，除了万千黎民死于非命外，总要成就一批开国功臣。只是，这些开国功臣的命运大抵不会太好。原因在于，建立了不世之基业的开国之君不论是为子孙计还是为天下计，总是容不下这些功高震主的大功臣。因此，一个王朝的江山一旦坐稳之后，下一个该收拾的人就是这些居功自傲或不居自傲的功臣了——从吴王杀伍子胥到吕后杀韩信，一部二十四史永远被这种宿命式的革命战友在革命成功后的大屠杀染得血腥味儿十足。

宋太祖曾在一个中秋之夜和他的功臣们痛饮时哀叹不已，功臣们问其故。宋太祖说，从前我担心做不了皇帝，现在做了皇帝却又睡不好觉。功臣们再问其故，宋太祖幽幽地说：假使有一天，你们的部下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做皇帝行吗？功臣们惶恐万状，宋太祖于是抛出了如意算盘：你们不如交出兵权，NBA直播热火多置良田美宅，君臣无猜，快乐一生。这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显然是功臣们最美好的下场了。以至宋人的小说中也总爱说咱大宋朝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诛功臣。

但如同宋太祖这样顾念旧情的君王委实不多。中国历朝历代诛杀功臣最为彻底的，当推西汉和大明。一个非常巧合的事实是：这两个朝代诛杀功臣的最高决策者——刘邦和朱元璋，都出身于底层。

这就让人忍不住要去推测，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底层出身的最高领袖，是不是出于人性方面的某些原因，而不仅仅是政治考虑，才干出这些令人发指的勾当呢？刘邦的问题不在本文的涉猎之内，姑且不表。但是朱元璋，这个做过乞丐也做过小和尚的安徽农民，显然存在着许多人性的弱点。而且，这些弱点就像某种胎记一样，一直遗传到他的子子孙孙身上。因此，明朝的皇帝们几乎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残忍、阴暗和恶毒。

大臣上朝前先要与妻子诀别

如前所述，朱元璋出身贫寒，古人说过英雄不问出身，这算不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且朱元璋继位之初对自己的出身也并不感到耻辱或难为情。《皇明纪略》中说：“太祖开国之初，所降诏书，一则曰朕本淮右小民，一则曰朕本淮右布衣。”但皇帝宝座坐热了大约不免使人头脑发昏，朱元璋开始变得敏感多疑，既怀疑那些出身较高的臣民们背地里嘲笑自己，更无端地觉得手下一起打江山的弟兄们这时一个个看上去好像都有另立中央的嫌疑。

按理，作为开国之君，应该有宽容和开阔的大气度，唐宗宋祖莫不如此。然而朱元璋总是放心不下自己的江山，总要将那些有可能或者有能力的谋反者尽数诛杀才放心。因此朱元璋刻不容缓地动起手来，像削平一段树枝似的，将他看上去不那么顺眼的走狗和良弓统统消灭，无情打击，绝不手软。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猜测，这显然是他人性中的不自信所致：从一个青年农民、混饭和尚到天下一统的大明皇帝，朱元璋的人生角色转换得太过于富有戏剧性，也太突然了些。这就比如一个乞丐偶然间捡到了一枚金元宝，极大的喜悦外，就是疑惧别人会偷走它，抢走它。因而他总是顾虑重重，猜忌连连。最后，在这种近乎于神经变态的境况中裂变成嗜血的杀人狂。仿佛只有这样，他的江山才能安稳。本恶的人性，在嗜杀的过程中，肯定感觉到了莫名的快意。

吴晗在《明太祖》一书中说：“在他(指朱元璋——引者注)在位的三十一年中，根据他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的统计，所列凌迟枭首有几千案，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三编所定算是最宽容的了。所记进士、监生罪名，从一犯到四犯，仍有三百六十四人。最优待的办法是暂赦死刑，仍回原职，戴斩罪办事。”

又说：“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的杀，一家家的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相传明初的大臣，上朝之前，总是先要与妻子诀别，他们不知道这一出去是否还可以平安回来。晚上回到家，家里往往摆酒庆贺：总算又熬了一天。

廖永忠是朱元璋麾下最勇猛的大将，当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时，朱元璋所乘的战船被围，情况万分紧急时，廖永忠冲上前奋勇救驾，立下大功，心怀感激的朱元璋以漆牌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之。但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廖永忠终于还是被捏造了一个“僭用龙凤诸不法事”的莫须有罪名赐死了。

朱亮祖虽是元朝旧将，但自归顺朱元璋以来，也是战功赫赫，先后平定过广东和四川等地，又镇守过北平，也于洪武十三年被朱元璋顺手找了个历史上屡试不爽的谋反的借口。朱元璋将其召至宫中，同去者还有朱亮祖的长子朱暹。朱一顿臭骂后，喝令卫士将朱亮祖父子拿下，当场鞭打致死。过了十年，朱元璋大概想起朱亮祖还有个次子留在世上，终究也是麻烦，便借口追究胡惟庸案，也把他砍了脑袋。

廖永忠、朱亮祖、周德兴、傅友德被杀后，相当于朱元璋之诸葛亮的刘伯温也被毒死。接着，徐达也惨遭毒手。吴晗在《明太祖》中说：“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小心谨慎，也逃不过。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最忌蒸鹅。病重时皇帝却赐蒸鹅，只好流着泪，对着使者吃了，不多日就死了。”这与派使者持毒酒鸩杀，已无二样，而更见朱元璋之阴损。徐达死后，朱元璋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帝为辍朝，临丧奄恸不已。追封中山王，谥武宁。”反正人都死了，猫哭耗子除了假慈悲外，还带有某种恶作剧得逞的快感。

除了零星地屠杀功臣，朱元璋还制造了两起堪称杰作的集体大屠杀。一起是胡惟庸案。胡惟庸本系朱元璋的老乡，所谓淮西勋贵之一，相当于汉光武的云台二十八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突然宣布胡惟庸权力过大，权力过大就可能要谋反，而谋反是大逆不道的，既然大逆不道，自然只有死路一条。胡惟庸被赐死也罢，株连者更多达一万五千人，其中包括名列开国功臣之列的二十二名公侯级显贵。朱元璋的亲家，也是元老级的李善长也在案中，朱元璋法外施仁，以功大不问。但时过十年，朱元璋还是放不下杀机，又穷究胡惟庸案，将李善长等一万五千余人处死。这时，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了，在朱元璋手下干了整整三十九年。要说他造反，不要说天下人不相信，恐怕朱元璋自己也不会相信。

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又炮制了蓝玉案。蓝玉本是常遇春部将，屡立战功，曾大破北元军队，俘虏过北元的侯王及公主、嫔妃等，朱元璋将他比做卫青、李靖。洪武二十六年，天下已然太平，是杀走狗的时候了。锦衣卫的一名中级军官离奇地指控蓝玉谋反，朱元璋对此不查不问，吩咐立即把蓝玉下狱，迅速地处以灭族，受牵连而死者二万余人。

杀了蓝玉，朱元璋下诏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早已不用再皇恩浩荡，尽赦罪人了，因为此时“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如果说朱元璋大杀功臣还可以用忌讳功臣们反叛来做说辞的话——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历代开国功臣，设若不是皇帝将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还真没几个造反的——那么有时候他的杀人只能用人性的阴暗和对残忍的热爱来解释。

《明良记》中记载：“高皇帝(指朱元璋——引者注)尝欲食汤饼，光禄寺上供，治具不精，多所诛戳。因言往时入一山寺中，僧进汤饼甚佳，今竟不能致。马后闻之，乃亲制数盘，极粗粝，以献帝，帝一时食尽，后问何如，帝曰佳甚，后曰，往时入山寺，乃当困乏时，NBA直播视频直播食物觉美。今富有四海，锦衣玉食，餍饫之余，顾以口腹枉害人命乎！遣使寻山寺僧问法，乃以嫩鸡作粉搜面为之，使复命，尽戳寺僧。”

仅仅因为吃一汤饼，竟然就大动杀机，光禄寺负责伙食的人被杀了，山中的和尚也都被杀了。这种干法，就是春秋时那位厨子没把熊掌炖好而砍了厨子手的晋灵公也干不出来，却出自一位被正史赞为“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的有明君之称的帝王之手。面对他那一长串极尽歌颂的谥号“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真叫人不寒而栗。

比这更能看出朱元璋阴暗心理的还有更精彩的个案。据说朱的元配夫人马皇后的脚很大(想来也正常，朱元璋所娶之妻原本不过是凤阳一村姑嘛)，这本不是什么太丢人的事，可朱元璋大概由于出身寒门，因此特别在意别人的评论，以至发展到了神经质的疑神疑鬼的程度。《凤凰台纪事》中云：“元宵都城张灯，太祖微行至聚宝门外，见民间张一灯，灯上绘一大足妇人怀一西瓜而坐。上意其有淮西妇人大足之讪，乃剿除一家九族三百余口，邻里俱发充军。”

就像阿Q忌讳别人说他是秃头一样，朱元璋虽然在开国之初尚公开承认他出身低微，后来却对出身变得极为敏感。洪武二十九年，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本是对朱元璋的马屁之语，但这回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朱元璋龙颜大怒，处死了这名倒霉的小官。按朱元璋的另类解读，“生”者，僧也，“光”者，指剃发也，“作则”则为做贼，是讽刺他年轻时既当过和尚，又做过小偷。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科学研究表明，一个家族的男人往往在天性上和思维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看来这话不假，朱元璋的残忍在他的子孙身上如同密码一样流传着。他的儿子永乐帝是在燕王位上通过造反，推翻了建文帝而登上宝座的。这个皇帝对历史的唯一贡献大约只能算是修了《永乐大典》，而其残忍与阴损刻毒，和朱元璋相比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永乐的皇位来得不正，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但刀把子出政权，当他一旦推翻了他那个文弱倒霉的侄儿，遂开始报复性地迫害建文手下的臣子们。这些“奸恶”，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油炸，死得花样别出而又痛苦万状。即使如此，仍是难以消解永乐心中的愤怒，余下最阴毒的一招就是将这些“奸恶”的妻子、女儿、姐姐、妹妹，总之一切女性亲属，包括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在内，一律罚做官妓。

做了官妓还不解恨，因为按大明的制度，官妓们是坐在妓院里静候嫖客上门的。想必那时官妓的生意不太好，永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灵机一动，下令不许这些奸恶者的女眷坐在妓院里当坐商，而是送到兵营去，“转营奸宿”，也就是一个军营接一个军营地巡回，以便能有尽量多的男人凌辱她们。史料上明明记载：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妹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圣旨：‘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贼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女，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两道圣旨，看得人心里发毛，所谓圣明之君，原来在如何更野蛮地处罚手无寸铁的妇女时也显得特别有创意：每夜令二十多条汉子奸宿一个家破人亡的苦命妇人，一旦死了，则抬去喂狗；才三岁的女孩子，就决定她长大了“便是个淫贼材儿”。

终其明世，程朱理学为天下第一显学，操持理学的业儒们一向虚伪地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甚至探讨起嫂子一旦落水，做小叔子的伸手援助她，是否也会有干名教之类的荒谬问题。这种思想一旦被官方承认为社会精神的主流和时人的道德准则，人性必然趋向于隐忍、虚伪和做作；而人之恶则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的规导下，恶有可能被暂停，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正如堵不能治水，只有疏才能治水一样。理学对人之恶便如同是堵水，一旦大坝崩溃，带来的灾难将会更大。

整个大明近三百年间，这种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残忍一直不曾断绝过，它竟然如同传家宝一样在这个猥琐而歹毒的家族中流传。

大明以前，统治者对知识分子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敬和克制，但到了大明，知识分子的自由度没有了，连人格尊严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伤。除了屡次文字狱外，便是那发明于朱元璋的廷杖——当场脱了裤子在大堂之上打屁股。这一处分方式原本始于东汉，得名于三国的东吴，但朱元璋之前的一千年间，都只是一种偶然采用的处罚，到了朱元璋手里，才成了常刑。这种刑罚，除了可以根据皇帝的意愿或者把人打死，或者把人打残外，还能最大程度地羞辱受刑者，能够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来使受刑者痛苦不已。而这些受刑者，大多数是极力推崇理学的儒者，事情就是这样的荒唐。这就是历史，丝毫不给我们的想象和逻辑留一点面子。

如前所述，开国大将朱亮祖是被朱元璋处以廷杖并同其子一起当场活活打死的，算是这一新刑罚的首个受用者。此后两百多年间，坐在高高龙椅上的朱家皇帝一声拿下的喝令声中，台下那些文弱的大臣们就会被两旁如狼似虎的行刑人员拉下来，当众剥光了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狠命地打。最著名的廷杖事件发生在嘉靖年间，因议大礼之争，恼羞成怒的嘉靖两次下令在宫门外痛打大臣，其中一次多达一百八十人，当场就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八十名文武官员被剥了裤子挨打，这大约要算中外史上绝无仅有的“趣事”。

到了朱明中后期，政治更加黑暗，皇帝更加无能，其巩固统治的手段便是利用血腥的特务制度，东厂、西厂、锦衣卫，将这种铁幕政治发挥到了极点。而朱元璋在开国年间传下来的几十种耸人听闻的酷刑被前所未有地执行着和不断改进着：墨面文身(在受刑者身上刺字并用墨涂抹着色，毕生不会消失)、挑筋(斩断手筋或脚筋)、挑膝盖(用尖刀挑断膝关节)、剁指(砍掉指头)、断手、刖足(砍脚)、刷洗(用带有钢针的刷子在受刑者身上来回刷动)、称竿(用竹竿从受刑者肛门内刺进，直入肚腹)、阉割、凌迟(一刀一刀地割)……许多酷刑原本在离明代一千五百年前的西汉文帝时就已废除了，这时却再次风光地登上历史舞台。

朱元璋晚年，大约杀人也杀得烦了，有些无奈地说：“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也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等他一命呜呼，他的子孙们相继继位，除了永乐帝在刑罚方面有些创新外，其他人虽继承了他残忍阴毒的衣钵，但在这方面的创造性也没有了，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也许就是如此吧。等到朱元璋的末代子孙崇祯一边励精图治，一边大杀那些被他认为误国的各级官员时，大明的丧钟已经响了。

大明存立的14至17世纪间的两百多年里，欧洲已顺利地度过了黑暗的中世纪，走进了文艺复兴的黎明，人的尊严和个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尊重。要不了多久，就会从法兰西的土地上传出天赋人权的黄钟大吕。而在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无法直面的残忍和极度的专制却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国家机器。等到大明将亡之时，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著名作品《原君》中，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声音：“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新浪NBA直播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与此相仿，法国大革命领袖之一的马拉也发出过类似的声音：“宫廷是暴君的巢穴、淫荡的发源地、罪恶的温床，国王的历史就是国民的受难史。你们要革命，你们要自由，你们就必须砍下暴君的头颅。”

然而，当马拉在巴黎的议会大厅里如此慷慨陈词时，古老的东方远没有走出历史的黑暗，它正从大明的残忍跌进大清的残忍，更多的不幸和更多的苦痛正在等待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用在朱由校身上，也可以翻转来成为一朝臣子一天子。他是在一批忠心耿耿的大臣们强有力的保护下，在扑朔迷离的"三大案"风雨中安然就位的。

明末"三大案"，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一直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疑案，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事情的本身也许很简单，只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是皇帝的家事。政治上的明争暗斗，给它们蒙上了难分是非的晦涩之感。

"梃击"，简而言之就是以木棍打人。不巧，打的这个人是万历帝的皇太子，就成了"案"。

明神宗万历帝的皇太子叫朱常洛，命运多舛，充满悲剧色彩。万历帝最初偶然御幸宫女王氏，事后反悔，隐讳不言。后来王氏有了身孕，太后急于抱孙，查验了文书房的记录，然后向万历帝说起此事。起初，万历帝还是不愿承认此事，太后于是命人将内起居注拿来让他看，才不得已承认了。古代中国的起居注制度主要是用来记录国君的言行。"古者左史记言，人君动止，有实言随即记录，起居注是也。"

万历帝之所以持这种躲避不认的态度，是因为他不再对王氏感兴趣了。但明代惯例，宫女被幸后怀孕就要晋封为妃。他不愿封王氏，只想蒙混过去。首先，宫女地位太低。其次，万一这宫女生下的是男孩儿，那可是长子！当时郑贵妃还没有孩子，所以王宫女生的如果是儿子，那就是长子，将来必是太子，最后早晚还得当皇帝。万历可不想让宫女的儿子做太子，当皇帝。太后曾经质问他，这是为什么？万历回答说，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勃然大怒，NBA直播热火厉声呵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看见曾为"宫女"的太后大怒，万历惊得跪在地上，半天不敢起身。

所以，幸亏皇帝起居注记载得一清二楚，否则万历真有可能蒙混过去！万历帝不喜欢王氏，由母及子，也不喜欢王氏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所生的长子常洛。他喜欢的是宠妃郑贵妃及其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其实，作为一个父亲，他完全可能有厚此薄彼的人性弱点，也应该有喜欢与不喜欢的权力。但问题是，早在西周时期，为了避免王位继承过程中不必要的冲突与争斗，人们就选择了嫡长子继承的方法。这就是说，不论周王有几个儿子，也不论这些儿子中谁的才能最高，能够继承王位的只有一位，就是周王的正妻所生的最长子。如果没有嫡子，就立最长子。这种称作"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德"的继承方式，被后代各个王朝所沿用。明朝皇位继承，一般也遵照以下原则：皇位继承，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无子嗣，兄终弟及。

然而，嫡长子、长子们自然获得的继承地位，并不能抑制觊觎者的野心，也从未阻挡住他们行动的脚步。从历史事实看，虽然这种方式成为历代皇权继承毋庸置疑的制度，但是各朝各代废嫡立幼、兄弟相残、叔夺侄位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这一继承方式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它使嫡长子、长子一出生，实际上就处在了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上。只要后宫有个风吹草动，太子本人有点过错，或是皇帝突然驾崩，某大臣心怀不满，都有可能导致残酷甚至血腥的废立斗争。这样的废立斗争，如同一场场政治重头戏，在历朝历代重演不衰。

明朝皇位继承集中表现在皇太子册立问题上的争夺。道理很明显，一旦被册立为皇太子，若不出意外，或者说没有像建文帝被取而代之，其皇太子朱文奎莫知所终这样非常之事，就必然会登上皇帝宝座。

从郑贵妃产子这一年的二月起，大臣们就开始上疏要求皇上册立五岁的常洛为东宫太子，这实在令人扫兴。按万历帝自己的想法，"子以母贵"，宫女生的常洛凭什么跟贵妃生的常询比呢？可大臣们"非嫡立长"的执著，又让他无法反驳。他想，也许时间一长，大臣们会改变主意？想到这一层，万历帝下了一诏："元子（即长子）尚弱小，册封仪式等二、三年后再举行吧。"

可是他实在低估了大臣们的力量。从万历十四年起，要求立储的奏章就接连不断，没完没了。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立常洛为太子的，就是被贬官、夺俸、廷杖、削籍，也在所不辞。他实在没有想到，朝廷上一班吃皇粮的大臣们，为什么就是不肯体会他的苦衷呢？更可气的是，这些大臣明明全都是拥立常洛的，却还要分什么浙党、东林党，相互指斥，借题发挥，互相攻击，闹得万历帝不得安宁。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皇帝手诏：册封常洛、常询为王，至于立储的事，等皇后娘娘生了龙子再说吧！这一下，朝臣大哗，群起反对。皇上不得已，只得于二月宣布停封。接下去，为着朱常洛的出阁听讲、成年冠礼、成婚等等，万历帝总是找着借口，能拖就拖，和群臣唱起了对台戏。

这一拖，就拖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八月，大臣沈一贯用"子复生子，孙复生孙，早享天伦"说动了万历帝的心，他也就松了口，答应过些日子就为皇长子行大礼。终于，和群臣打了十五年拉锯战的神宗皇帝，在这一年的冬季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常询为福王，赐田两百万亩，与太子同行冠礼。

然而，虽然让朝臣赢了这个回合，万历帝仍有些不死心。他迟迟不让福王赴封地就藩，这又引起了朝臣的纷纷议论。他们据此推测,万历帝册立太子不过是权宜之计,福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须进一步坚决斗争。好容易硬拖到了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福王离开京城就藩了，朝议才稍稍平息。后来的史书把这二十多年立太子的争执，叫作"国本之争"。当时大臣们认为，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定，才可以从容谈论他事。而大臣们费尽心机，不惜抗命争来的朱常洛这个"本"，却远远不能尽如人意。

一般说来，皇子不同于百姓之子之处，至少有三条：一是正名位，二是延帝祚，三是受教育。后者就是到外廷读书，在讲官辅导下学习，掌握治国的本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教育是极为重要的，相信后天的教育可以造就或改变人的品性、才智。汉代贾谊曾就太子的教育问题写下煌煌大论，认为"人有六行，细微难识"，即认为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乐，但由于"细微难识"，需要后天的引导与教育。而世间之主有上、中、下之分，上主与下主都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是中主。上主、中主、下主之间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差异。中主可引而上，也可引而下，这就决定了教育太子的必要性。

历代太子在六、七岁时都要开始读书学习，接受正统文化的熏陶。为此，宫中还设立了负责教授太子的老师，都是由皇帝严格挑选出来的学识渊博、德行高洁的文臣。世代研习儒学者才有资格担任太子老师。太子老师称为师保，从职官上讲是六个职位，即：太傅、少傅、太师、少师、太保、少保。傅者，傅之德义；师者，道之教训；保者，保其身体。师保与其他辅助官吏一同组成太子官署--东宫官署，师保是东宫官署的负责人。

万历帝五岁起就开始读书，却一直不允许朱常洛读书。谁建议让皇长子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这无论怎么说都有点变态了，毕竟是亲生儿子啊，虎毒不食子呢。

朱常洛长期被禁闭在宫中，直到十三岁时，才第一次出阁读书，之后又是长期辍读。十九岁时，再次奉旨出阁读书。这样断断续续的读书生活，使他没有受到良好而系统的文化教育，因此，他无力以强大的内心抵御成年遭受冷遇的寂寞，只能沉湎酒色，度日如年。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惑于女宠"是要了他命的软肋。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九岁的朱常洛终于被立为太子。对他来说，万历帝真的活得太久了。从成为皇太子到继位，又是漫长的十九度春秋。

被封为"福王"、封邸在洛阳的朱常洵久留于京，逡巡不去，始终是个大威胁。朱常洛战战兢兢，唯恐被废，别人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腊月，北京正是滴水成冰的时候。太监居然不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却不敢吭气。还是讲官郭正域看不下去，大声训斥太监给他生火。他的生母王氏，不受万历帝宠爱，又多年不能见儿子一面，孤苦伶仃，凄凉度日，一病不起。当朱常洛得知母亲病危，忙奔向母亲的住所，门紧闭着，他把门撞开，冲了进去。王氏数十年以泪洗面，已经双目失明。她手拉着儿子的衣服，哭着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然后含泪而终。一入侯门深似海，如此死别，令朱常洛情何以堪。

明代常见的做法是，皇帝病重时，太子在修学之所--文华殿代理工作。皇帝驾崩时，百官就到文华殿朝拜太子，这样可以使权力衔接得更加紧凑。可是，NBA直播视频直播万历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去探望，守门太监竟然敢拦着不让进去。他也不敢抗争，只有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经过兵科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和东宫太监王安等人周旋，他才见到父亲万历帝最后一面。这皇太子当得可谓窝囊之极。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被称为"梃击案"。这一年，朱常洛三十三岁。

这天黄昏时分，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前殿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老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举朝惊骇"，万历帝下令审讯。

负责审问的"浙党"官吏说张差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 ，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官员共审，发现三处疑点：第一，这男子不是北京人，是苏州人；第二，这苏州人叫"张差"，来历不明；第三，张差手里拿的大棒子，是枣木棒子。枣树生长很慢，碗口这么粗的枣树干，那得几十年才能长得这么粗，所以木质坚硬，用枣木大棒子打人，就跟铁棍子打人一样，尤其是拿在大汉手里，三两下就能要了人的命。张差还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事情牵连到郑贵妃，朝议汹汹。

希望案子马上了结的除了很可能是幕后人的贵妃姐弟，还有皇帝和方从哲。皇帝除了偏爱贵妃和福王外，还有一个理由是从稳定朝局的政治层面出发。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案子牵扯到太子、贵妃和皇帝，将太子和皇帝、贵妃的矛盾摆到明面上，这将带来多大的危机！大明最高当局可能会发生地震，以当时大明文臣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廷从此永无宁日。而万历帝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皇帝，来日无多，他可不想在混乱中交班。可具体办案的中层官员，他才不考虑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言官，就是靠这个博得声名的。

案子到了这个份上，只能请求圣裁，可皇帝此时也犯难了，天下人早已对他不喜欢太子议论纷纷，而当年妖人诅咒太子的事牵扯到贵妃和太监刘成，被皇帝包庇下来了，此番案件如此重大，关系到国脉，他再公开包庇贵妃，强行结案，也担心天下悠悠之口。于是，先谕令郑贵妃老老实实做人，贵妃此时知道了利害，乞求太子，说明自己毫无恶意。然后让当事人太子出马化解，万历帝亲自临幸慈宁宫，召见太子，并让方从哲以及其他文武百官站在旁边做见证。

万历久居深宫，已二十五年未见朝臣，此番走到台前，说明他是何等的郑重。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不就早立别人了吗？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同时，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孙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然后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群臣不要隐瞒全说出来。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太子当然马上表态说，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要马上处决，不能再拖了。并对众大臣讲，我们父子十分亲爱，你们外臣议论纷纷，如此只能使他们成为无君之臣，我成为不孝之子。

当事人都这么说了，这案子哪还有继续追查下去的必要。皇帝谕示刑部，明确给案子的处理定调，说张差是个疯疯癫癫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赦，立即处决。太监庞保、刘成严加提审，明确定罪，不许牵连他人。

于是张差被凌迟处死，而两个太监，没有交给刑部审讯，因为害怕供出后面的指使人，便将他俩在宫内用私刑处死。至此，一件意图谋害皇储的案件就这样成了一个葫芦案，死了的只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更多牵连，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大明朝一场大风波就这样消弭了。

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浪NBA直播万历帝的做法是一个最高统治者的明智选择，而太子的表态不但赢得了孝顺、大度的名声，而且经过这场风波，他的皇储地位真正稳固了，郑贵妃再不敢觊觎其位。至于那些要追求真相的官员呢？他们的一腔正义豪气被耗散在政治那个大八卦炉里，显不出多少份量。负责此案审理的王之 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万历帝将他削职为民。

在封建专制政治面前，有时真相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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